作者：近藤 秀将 （特定行政书士・顺化科学大学特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颁布并实施。
第二天，7月1日，《产经新闻》刊登头版文章说“香港已死”。
此后，日本的媒体和互联网的论调完全一边倒，充斥了“中国=邪恶”的色彩。
我是近藤秀将（Hidemasa Kondo），是一名特定行政书士，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越南顺化大学的特聘教授。
平时我从事来自亚洲地区的入境日本签证方面的具体工作。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接触到很多包括香港在内的作为极其普通的“生活者”的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的过程，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景象。
香港的出现本来就是英国不正当地侵略中国而产生的结果
我多次前往香港。这座城市的风景和人民的活力，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香港名副其实是“亚洲的代表性城市”。
一个成熟而又多样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城市”。
她就像是一个“奇迹”。
这是我对香港的印象。
但是，同时，我又对“香港”这一存在有违和感。本来，“香港”这一地区诞生的前提，是被英国殖民地化。
鸦片战争。一场贬低亚洲，只顾追求英国自身利益的战争。鸦片战争“侵略”的蹂躏的结果，“香港”诞生了。
英国向中国兜售毒品，中国采取禁止措施，英国却反咬一口，发动战争！其结果，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么一个“神奇”的现实。
本来，对中国而言，英国是殖民地主义的加害者。然而，英国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问题上一副站在“香港自由的捍卫者”的位置的面孔，对此，谁都会有违和感。
（BBC新闻日本『约翰逊首相，为300万香港人提供移民英国途径』2020.7.2.）
“保护一国两制！”
“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如是高呼的人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香港，是在英国对中国的蹂躏下诞生的？
香港本来是“自由”的吗？不为人知的选举制度
而且，“香港”在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时代，是由殖民地官僚支配的，并没有普通的“选举”之类的制度。现行的选举制度是中国政府创建的。
（中园和仁，1991年，『Bulletin of the Sohei Nakayama IUJ AsiaDevelopment Research Programme』）
对于围绕香港问题发生的一系列经过，我就像是在看一部“破绽百出完全破产了的法律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里，作为加害者的英国却充当着受害人中国的辩护律师。
本来，“一国两制”是由相当于香港的“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
具体来说，就是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施行与中国大陆不一样的法律等制度。
这一制度自1997年香港从英国归还中国开始维持50年，到2047年，香港将自然而然地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法律法规，无需举行全民公决。
对日本人来说那难以理解，但“香港独立”与“一国两制”是矛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因此，“香港独立”的主张也是违反“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的。
但是，在围绕国安法的一系列论调中，却混杂着“贯彻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独立！”这种相互矛盾的主张。
而且，冷静思考的话，“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是中国为了名副其实地收回被英国殖民化的“香港”而设立的一种制度。
在此介绍一下表明其悲壮决心的香港基本法序言的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国安法是在香港回归后第23年制定的。正好可谓是一个转折点。
香港市民将会理解并接受，最终他们将与中国大陆完全融合。抵抗这一归结是“一国两制”所不允许的。
即使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围绕国安法的各种言论中也被蔑视了。
“香港的中国化”是既定路线，而推翻这条路线才恰恰是与“保护一国二制（香港基本法）！”、“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的主张背道而驰。
为什么需要《国安法》？从“背景”解开真相
《国安法》为了应对在香港发生的暴动等事件。正如《国安法》第一条的规定，恰恰是为了保护“一国两制”而设立的。
国安法的批判者主张说，这一条仅仅是个形式，实际上，国安法恰恰是”一国两制”的破坏者。
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吗？
国安法的批判者列举了该法律中的犯罪类型和与其相关联的手续。国安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有“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四大罪行。
从其中的第20条“分裂国家罪”来看，确实给人“严厉”的印象。
但是，国安法所规定是事关”国家存立”的犯罪。
那么，“严厉”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鲜为人知的是，日本也规定，事关“国家存立”的犯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如日本的《刑法》第81条（外患诱致）、第82条（外患援助）、第88条（外患预备·阴谋）等的规定。
确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采取西方发达国家式的选举制度。
一些香港人因此认为“自由受到限制”。
但是，香港公民的“愤怒”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自由被限制”吗？
香港市民的愤怒本质上是对“格差社会”的愤怒
我认为，香港市民的愤怒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香港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愤怒”。
经过英国殖民地时代，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城市”繁荣起来的香港，实际上，比政治危机更深刻的是经济危机。
言论自由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与之同等重要，或者较之更甚的，是贫困的蔓延这一问题。
嘴不只是用来啃面包的。
嘴理应用来实现自由。
话虽如此，但没东西吃一切都无从谈起。
精神上的高洁性，只对一部分“英雄”才有意义。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民”而言，“日常的食物”、“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安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英雄”以自己精神上的高洁性为理由，毁掉了“民”的生活，看看古今中外，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历史，都无例外。
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让人民变得富裕和稳定的一种手段。只要该方法有效，一切就没有问题。
“香港死了”的说法是对15亿中国人的侮辱
外人搞不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情况，可能感到威胁，但中国并不是一个“独裁者”长期统治的人治国家，而是一个政权世代交替的，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
而且，她的存在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河。约15亿的人民在这个国度生活，并不断孕育出新的文化。
把“香港的中国化”说成是“香港已死”，岂不是对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人民的侮辱？
一位出身于中国大陆的华人对我说道：
“那么，我们难道是僵尸吗？”
如今面临新冠肺炎灾难，正是抛弃“岛国根性”，从泛亚角度看政治局势的时候。
亚洲曾经被英国和法国等殖民主义蹂躏。
仅仅因为由英国发展而来的民主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反，就全盘否定中国，这和过去的殖民地主义没有任何不同。
作为亚洲的一员，我们日本人必须站在亚洲的价值观来思考“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最后，我引用一位提倡亚洲主义的日本人的话。
转引自绪方竹虎先生（原副总理）所著《人間中野正剛》（中公文库，1988年出版）。
中野正刚(东方会总裁、记者、前众议院议员）
在这里，我极力主张踏上作为天的使命的泛亚主义的大道。
然而，那些不能放眼世界全局者，只会跼蹟于日本这一小天地，瞄准支那这样的对手。
出于这个原因，龌龊的岛国根性就产生了如豆子般的敌意，为了满足这种敌意，煽风点火，只顾压迫中国以获利，却浑然不知背后有其他的野心国家正吐着火红的舌头。（129页）
※编辑部注：上述引用鉴于原著撰写的时代背景，援用原文的表述。
